记忆中的老君殿中学

老君殿中学位于我家窑洞背后，没建校的时候，那里有一块平地，是我家的瓜地。我至今不明白，那里主要种的是玉米和豆角，南瓜只种一小块，但却被称为“瓜地”。这种叫法，让我很为玉米和豆角叫屈。

夏秋之际，母亲在大锅里加上水，把炕灶烧着，然后左臂挎了那只细榆条编的“8”字形筐子，右手拉了我说：“走，跟妈妈上瓜地。”顺着窑东侧的小巷子没走几步便是瓜地，挑成熟的玉米掰几穗，拣打了老皮儿的南瓜摘一个，返回家里，水尚未开，剥了玉米，切好南瓜，锅就滚了。锅底下煮玉米，甑片上蒸南瓜，不一会儿，满窑就弥漫着清鲜的五谷香味儿。

01.那年，张榜

1958年修中学，打夯的号子声把我召唤到了施工现场。现场在我家窑洞后面的半坡上，做地基的土壕挖得有两人来深，四人一组，跳到里面，洒一遍清水铺一层土，然后提起木夯一下一下的砸夯。我注意到，他们唱得号子有两种，工头在的时候他们唱的是：“嗯一！嗯二！啊哦三呀么跳来着！”工头不在的时候，他们的号子是：“嗯一！嗯二！啊哦哎——嗨么呀呼嗨，用了一个劲——跳个来着！”每打三夯，挪一夯的位置。我和童伴们很快就学会了这些号子，找一根棍子，在工地旁边的空地上连戳带唱。一次被爷爷发现了，赶过来大声呵斥：“你们这学的是什么？啊？以后长大就准备打夯呀？”

地基一天天夯实，教室和宿舍的砖墙一天天增高。《子洲县志》说1958年只修了五孔窑洞做教室，我没有这个印象。我记忆里做宿舍的一斋窑洞和做教室的四间大房子几乎是同时动工。五孔窑洞连教职员工都安排不下，哪里还能招120名学生。

我家那片瓜地成了中学操场，操场紧连着我家窑洞的背墙，我住的又是掌炕，每天早上都会被“挺挺嗵嗵”上早操的跑步声唤醒。再听着吹哨子声，便再也睡不住了，穿上衣服走到操场，看他们操练，很有一种想融入他们之中的冲动。

那时候中学没有大门，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是从我们家东侧的巷子里进出。再加上平时喜欢看中学的运动会、文艺晚会，所以，在1970年我初中毕业之前，只要是在老君殿中学任过教的老师或上过学的学生，我都认识，即使有个别叫不上名字的，也都有个大致的印象。

那些年，学校的建设似乎没有停过，先是加长了一斋的窑洞，后来又修了二斋，一斋中间废了一孔窑洞做了通向二斋的台阶。再后来打了水井，盖了井房。1962——1963年困难时期，似乎还精简了一批学生，我记得有女生背着铺盖哭哭啼啼不想离开学校。

我是1966年夏考入老君殿中学的。不知道为什么，六六、六七、六八三届都是两个班，分甲、乙两班，到我们六九届就只招一个班了，许或是已经嗅到了文革的味道？我们的录取通知方式是张榜公布，像古时候应试以后张榜那样，招生榜张贴在供销社大门口的墙壁上，周围站满了家长和考生。一眼看到我的名字排在第四，跑回去给家里人报告。考取的55名同学，来自全县几十所小学，我们学校两班80多人，只考取了7名。我一天三次跑去看榜，仿佛怕自己的名字会从榜上掉下来一样；没考上的同学也一遍一遍看榜，希望能找出自己的名字。不敢说这是我国最后一次以张榜的形式公布录取考生，至少在我们子洲县这是最后一次，再以后录取学生就成了书面通知，不再张榜。

02.“串联”知多少

9月1号报到，学校一下显得十分拥挤。因为接到通知，六六届一百多学生继续留校闹革命，考上高中和中专的录取通知全部作废。有两名同学考取了西安的中专，一个是加生枝，考入西安铁路学校，一个叫任红平，考取西安美院附中。他们都打好行李，踌躇满志准备出发，现在被当头浇了一瓢凉水，录取通知作废。加生枝似乎无所谓，任红平却是遭受了沉重打击，大哭一场以后就沉默寡言，再看不见他给黑板报插图的身影了。后来听说他神经错乱，完全疯了。开始串连的时候，他已经被送回乡下老家。

我们班的55名同学全额报到。大家来自全县各个公社（即现在的乡镇），难免生疏。

那时候外地的文化革命已经展开，毛泽东早在8月18日、8月31日在天安门城楼两次接见了全国的红卫兵代表，而我们这些乡下孩子还在傻不啦叽等待发书，等待开课。革命似乎与我们无关，除了一些通知、海报之类的东西，偶尔也能看到一半张无关痛痒的大字报。每天主要是组织学习报纸，批判几个谁也不认识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到10月份，县里通知各中学推选一名优秀教师，每班选举两名优秀学生，组成代表团，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我校的赴京代表团是由冯进毅老师和10多名学生代表组成。由于我们是新生，互相不了解谁更优秀，所以我们班是没有进京名额的。代表团接受的应该是第五次接见，即10月18日那次。他们带回来的信息是：中学生谁都可以出去串连，根本不需要选什么代表。于是全校师生就蠢蠢欲动，开始组织串连。我们班因为都是新生，年龄又小，所以没人敢率先走出。我与高年级的学兄学姐比较熟悉，所以成了首批出发的同学。

当时的政策是：乘车串连每天补助四两粮票，一毛钱；步行串连每天补助半斤粮票，二毛钱。我和高年级一共7名男生，组织了一个“小红军长征队”，我们选择的是步行串连，这样每天可以多拿到一毛钱的补助。我们的队长薛亚明，副队长李治田，两人都是六七届，17岁。其他队员也都在15岁以上，只有我最小，那年才13岁。紧锣密鼓准备了3天，印制袖章、队旗，购买背包带和绑腿，还刻印了一些花花绿绿的传单，下面署名“子洲县老君殿中学小红军长征队”。我们自己没什么主张，传单上印得都是毛主席语录。在那个寒冷的早晨，面对毛主席像庄严宣誓后，我们出发了。

7个人排成一队，沿着怀宁河川上行，虽然服装不统一，但都打着绑腿，背着背包，戴着袖章，胸前别着“子洲老中”的校徽，很有点军事味道。那时候刚开始串连，所到之处，老百姓都出来看热闹，我们撒几张传单，就算宣传了毛泽东思想。

这次旅行是艰苦的。我们每天步行80到100华里，最多走过150华里。那真是起鸡叫，睡半夜。脚上打了泡，再把泡走烂，走一步钻心的疼，但是谁也不叫苦，大家心里充满了激情。第三天到达延安，红卫兵串连接待站设在桥沟。登记住下，领了饭票就去吃饭，伙食明显比路途上的接待站要好，有肉菜、蒸馍、大米饭。我们都是第一次吃大米，一个个吃得兴高采烈，都说比小米干饭好吃，路上遭了的那些罪，值！

在延安接待站我们遇到了几个四川的串连学生，他们看着我们胸前“子洲老中”的校徽，惊奇地问：“我们那里只有初中、高中，你们怎么还有老中？”我故意说：“有啊，高中毕业就上老中。”他说：“那就是相当于大专？”我说：“差不多吧。”他说：“那你才多大啊，就上老中了？”我说：“我今年13岁，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是从小学直接保送上的老中。”他就跑去告诉他的同学：“你们看，那个小孩才13岁，就已经上大专了。”

下午参观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旧址，因为急着去北京，连宝塔山都没爬，第二天五点就踏上了征途。走的是小路，树林密布，黢黑的山路上，耳朵、鼻子冻得生疼，脚上的泡走破更疼。大家情绪有点低落，默不作声，队长干脆把队旗也卷巴卷巴塞进了背包。副队长带头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大家便跟着唱起来。我听见这歌声里明显带着哭声，自己的眼泪也扑簌簌滚落下来。

只记得是大、小崂山的森林里，在一个叫“马不踏河”的小村子喝了一顿稀饭。几十年后，途经延安和崂山成了家常便饭，再寻找、托人打听马不踏河，却始终未果。后来在我的长篇小说《五哥放羊》里借用了这个村名，以纪念我少年时的这次行程。

我们在交口河附近转上了公路。当天的目的地是黄陵。走到距黄陵30来里路的时候，我们身后来了一辆南下的大卡车，司机大约是看我们一个个劳累不堪，就停到我们身边，示意我们上车。我们谁也没有停下脚步，敬着军礼从大卡车旁边走过。

晚上总结会，大家都说我们是向毛主席宣过誓的，怎么能违背誓言呢？我补充了一句：“我们领的是步行的补助，再坐车就是欺骗国家了。”这样坚定、纯洁的信念，在串连返回的时候，几乎丧失殆尽。

最早的动摇发生在铜川。到铜川住的是红星剧院，女生睡在舞台上，有地毯，应该很舒服。大幕一拉，男生就睡在台下，椅子全部拆除，地上虽然铺了厚厚的麦秸，但是毕竟三九寒天，冻得根本不敢躺下。山南海北的学生，睡不着就坐起来唱歌、聊天。

大家互相交流，说得最多的是去哪里？怎么走？我们打听了一下路径，到西安还有80公里，队长说：“明天六点出发，争取后天在西安吃午饭。”他这样一说，周围的人都笑了。大家都说坐火车两三个小时就到了，何必要走一天半呢？我们说我们是向毛主席宣过誓的，要步行进京。大家都说我们也宣过誓，可是现在革命形势变化了，哪里能等我们步行去啊？毛主席都说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说我们的介绍信开的是步行串连，人家让我们坐火车吗？大家哈哈大笑说，这规定早过期了，现在只要带着学生证，所有车船随便上！

我们几个一下被惊得目瞪口呆，大家面面相觑，突然发现我们就是7个傻子。还老中学生呢，连初中、高中生都不如！

队长马上说：“开会！”几人围成个圈，队长说：“我们下一步是坐火车，还是继续步行，大家讨论决定，少数服从多数。”他先表态：“我坚持继续步行，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有两个家庭出身不太好的同学马上附议：“同意队长意见。”副队长说现在形势变了，我们可以坐车了，有车不坐硬要步走，怕是赶春节都到不了北京！另有两名同学附和说，关键是我们连火车见都没见过，不要说坐了，现在有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啊。这种场合我向来不说话，我是小孩，你们怎么决定我就怎么执行。面对三比三的局面，大家把目光转向了我。我说你们别看我，我听你们的。队长说：“现在就看你了，你说步行咱就步行，你说乘车咱就乘车。”突然把我提高到这样重要的位置，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我想了想，结结巴巴说：“本来我是愿意步行的，可就是想坐一下火车，要不咱坐到西安再步行？”队长说：“好了，明天一早去火车站！”

火车站真的不要票，只要是个学生模样的人，直接就进，根本不要什么介绍信。像我们这样戴着袖章和校徽的人，俨然就是正规军，大摇大摆就进去了。

火车像一条黑色的巨龙，进去以后里面黑咕隆咚，空空荡荡，没有坐的地方，我们把背包放下，靠墙坐了。只听“哐啷”一声，车门关了，里面就一片黢黑，伸手看不见五指了。中途停过两三次，然后就到了西安。一下车，太阳刺得半天睁不开眼来。等到睁开眼了，一看其他人吓了一跳。原来我们坐的是拉煤的闷罐车，一路颠簸，车里的煤渣、煤面、煤沫子把一个个都弄得和包公尉迟一样，衣服、背包全都脏的不成样子。第一次进省会就是这样一副模样，真羞愧得人不敢抬头。早知道火车是这样，不坐也罢！转念想到步行的苦楚，又觉得火车虽脏，比起走路还是舒服得多。

火车站就有接待站，给了我们一张“陕师大7人”的条子，就安排我们上了一辆轿车。车上座位已经坐满，站着的人一见我们纷纷后退避让，生怕蹭一身煤灰。那时候不兴堵车，不一会就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宽敞整洁的校园，碧绿的冬青造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心思，以后就考这里。

我们被安排在一间很大的教室里，也是麦秸铺地，但不像铜川红星剧场那样寒冷。这里十分温暖，我们一进去就热得想脱棉衣。后来才知道，教室内墙四周挂的那一排排银白色的管子，名字叫暖气。真是好东西，比老家的火炕先进的多了。

接待站一位50多岁的女老师对我们十分热情，先拿苕帚帮我们扫掉身上的煤渣，又找来脸盆、毛巾、肥皂，带我们去锅炉房把脸手洗干净，这才有了点人模样。

吃过中午饭，感觉需要买点随身日用品，从家里出发，一路走来，已经11天时间，确实应该休整一下了。一打听，最近的商场在小寨。大概5里路程，对我们这些长征过的人来说，这不算什么路，说说笑笑就去了小寨。师大到小寨，整个是一片麦地，绿油油的麦苗十分喜人，不像老家的麦苗，现在都冻死爬在地皮上，连腰都直不起来。三九天能看到绿色的庄稼，真的令我惊奇。

省城对红卫兵有许多优惠。凭介绍信一次可以领取一星期的饭票，每人都发一张公交车的月票，只要是公交车，随便乘坐，这月票在市面上三块钱一张。每人每天还可以借支五毛钱的宣传费，这是一笔不小的经费，我们一开会，决定先借十天，每人可以得到五元钱。对外交涉时，两位队长的老家土话外地人总是听不懂，我常在一边充当翻译，后来遇到这样的事干脆就派我去，我被他们戏称为“外交部长”。

在西安一切活动自己安排。我们去了大小雁塔，去交大参加了一次批判西北局党委书记刘澜涛的会议。开完会有点饿，看见门口有卖油条的，第一次见这种东西，黄黄亮亮，十分诱人，一个有4个馒头那么大，一问价格，才一两粮票五分钱，太便宜了。7个人买了4根油条，准备饱餐一顿，队长还说：“吃不完的拿传单包上，黑夜饿了吃。”这一路闹出了不少笑话，但是也获得了不少的生活经验。比如第一次见抽水马桶，使用后才知道那是用来大便的，而不是装粮食的罐子。再比如第一次见元宵，以为和饺子吃法差不多，一吃才知道，这东西不能一口一个的吃，否则会把牙齿烫坏。

省政府大门口有个“红卫兵接待总站”，所有进京串连的人都要在这里更换手续。那里还有一个功能是，如果一个队的人意见不一致，需要分道扬镳时，他们可以负责分头介绍。那时候已经临近年关，我们队有两个六八级的同学响应国务院号召，决定停止串连，返回老家闹革命。但是我们5个意犹未尽，不到北京誓不罢休。于是就去总站办理了分家手续，介绍我们5人去北京，他们俩人返回陕北。我们把这次行动叫“分手续”。

实际上当时北京已经人满为患，周总理一次一次号召同学们返回原地闹革命，他的原话是：“等明年春暖花开，正式开始大串连。”但是已经串疯了的人群根本听不进去，人们变着法儿往出走。最简单的做法是异地交换介绍信，以返回的名义继续出走。我们学校就有和云南学生交换手续的，到云南还去了越南，支持了一把世界革命。我们在总站遇到了5个湖南株洲的同学，他们想去延安，要和我们互换介绍信，让我们去韶山。我们商量后还是感觉这样做会犯错误，拒绝了他们，坚持去北京。临上火车的时候，接待站给我们每人发了2斤锅盔。感谢他们想得周到，如果不是这两块一寸多厚的饼子，我们在火车上是绝对要受饿的。

我们到了石家庄，就被强制赶下了火车，装进去太原的列车。这才是真正的火车，有座位，有厕所，有餐车，去早的还有卧铺可睡。太原下车后又倒汽车，终于在腊月二十三小年之前回到了老家。一路乘车，心安理得，唯一后悔的就是没和株洲的同学互换介绍信，否则的话，我们此时应该在毛主席的故乡吧。这时候，什么长征誓言、什么步行补助，早已忘在脑后了。

我们班同学见我回来，纷纷打听外面的事，都表示也要出去串连。我因为吸取了人多嘴杂，意见很难统一的教训，决定就我们3个老同学，组成一个小分队出去串连，目的地是北京、韶山、井冈山、遵义、上海等地。1966年腊月就立春了。过了春节已经是七九，正到了总理所说的“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3人不打背包，轻装上阵，正月初六出发，去县教育局办理串连手续。谁知一到教育局，就被告知：中央已经决定全面停止串连，你们赶快回去就地闹革命吧！

串连结束了。我们出外认识世界的美梦结束了。

03.运动下的冲击

运动初期，好像还在上级的控制之中，各学校都派了驻校工作组，都办起了自己的油印刊物，双中、周中的刊名不记得了，我们学校的叫《怒涛》，不定期刻印出版，随时反映运动动态，说是交流，实际是为了上级能随时掌握动态，把控局面。我们学校的工作组长叫王汉昌，三十四五岁，穿一身蓝呢子中山装，笑眯眯的，只观察，很少讲话。七十年代我们在公共车上相遇，我叫他王组长，他马上说：“你是老君殿中学毕业的？”此时他已担任横山县委书记。

到1967年夏天的时候，造反风云弥漫，群众组织林立。也不知什么原因，各地都是两派。榆林一派叫“红工机”（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工人造反司令部、机关干部造反司令部的简称），另一派叫“二红”（红卫兵总部、红旗总部的简称）；子洲一派叫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简称红造司）,另一派叫井冈山造反兵团（简称井冈山）；我们学校一派叫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革司），是和榆林红工机、子洲红造司一线的。另一派叫红卫兵造反兵团，（简称红造团）。他们本来是二红、井冈山一系的，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公开表态时，那年8月19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高高飘扬在陕北高原的一面支左红旗”，公开表态榆林地区红工机一派是革命造反派。当时两报一刊的社论，直接就代表着毛主席的声音。这个时候再宣布自己是革命派的对立面，那意味着什么？所以红造团上层领导马上改弦更张，背离了井冈山，向子洲红造司抛出了橄榄枝。当时的红造司在总体上并不占优势，所以对这样一支投诚的生力军表示接受。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我们学校的两派，在红造司的会议上坐一条板凳，同仇敌忾，回到学校则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现在回头看，真不知他们当年在争夺什么。为抢占一间办公室，一辆自行车，就打得头破血流。真是吃饱了撑得的。

我们班的同学基本是逍遥派，文斗写不了批判文章，武斗扛不起三八大盖，所以就只能旁观看热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路人甲，或者是打酱油的。

老师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略微挂点职务的就是走资派，校长、主任更不用说，随时随地接受批判。原先的优秀教师，现在都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马前卒。两派都指责对方是“保皇派”。为显示自己是造反派，他们就拿校领导和老师出气，戴高帽，挂黑牌，喷气式游街，站桌子批斗。两派互相攀比，一家比一家狠，折磨人的花样不断翻新。

受冲击最厉害的应该是校长张铭旗，他是一位解放前的老党员，原则性很强。上中学时候集体加入过国民党外围组织“复兴社”，已经作为一般历史问题做了结论。但是这次运动中，他又主动交代出了这段历史。造反派这下如获至宝，当时就把走资派上升为历史反革命，轮番批斗，让这位年过半百的老校长吃尽了苦头。但是，无论叫他招认什么，他总是那句话：“我不是反革命！”话一出口，招致的就是一顿毒打。张校长文革后调到县邮政局当局长，我参加工作后还去邮政局看过他。

教导主任郑忠斋，绥德人，家庭成分地主，这成分养成了他谦卑的性格，所以在运动中少受了许多折磨。审讯他的人问道：“你家什么成分？”他回答：“地主。就是那种很坏的地主，专门剥削贫下中农，我很恨这样的地主，早早就和他们划清了界限，现在也是坚决和他们斗争到底。”他把造反派想让他说的话一气说完，让审讯者无话可问。这个地主后代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苦，衣服打补丁，铺盖只有一条磨光了毛的黑沙毡，一块薄薄的被子。有老师问他：“郑主任，不铺褥子你晚上能睡着？”他笑笑回答：“不喜欢褥子，光毡上舒服。”为补贴家用，他曾经在黑市上购买过粮食，这后来也成了他一大罪状：“投机倒把，倒卖粮食”，他争辩了一句：“是购买，不是倒卖。”郑主任后来调回绥德一所中学，前几年我们还有过电话联系，说他收到了我捎给他的书。

当时关中和陕南的教师占一半还多，本地教师少，而且大部分不代课，大多从事行政和后勤工作。最早受到冲击的教师都是关中教师，第一个是高升孝，一位语文老师，喜欢文艺，能歌善舞，运动前在大型戏剧《血泪仇》里面扮演主要角色王仁厚，还和秦耀文老师演过《十二把镰刀》，他演小铁匠，秦老师演他的媳妇，红花花大襟上衣，绿绸子裤，把满街满校的人都震了。

第二个受冲击的就是冯进毅老师，韩城人。运动初期他还是优秀教师，率领赴京代表团受过毛主席接见，现在成了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黑典型。他是数学老师，听高年级同学说他在黑板上画圆根本不用圆规，胳膊一挥就是一个标准的圆。有同学画的直线不直，他就说：“狗撵兔子跑的都是直线，你们连狗都不如吗？”这也成了他侮辱学生的罪状。

关中老师还有以下几位：

李蒲生，蒲城人。语文老师，个子不高，文章写得极好，据说他写的祭文能令路人下泪。文革期间有一次偷偷问我：“听说你们家有一套金批绣像《三国演义》，能借我看看吗？”我说：“那是我父亲的遗物，一定不能丢失啊。”他果然守信，一周后如约归还。

刘家盛，商南人，化学教师。在《血泪仇》里扮演过伪保长，他的两句唱词，后来被镇上男孩子们反复吟唱：“昨夜晚我在东家睡觉，那媳妇哭求地两眼红陶。”他做过我们六九届的班主任，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他，直到去年才知道他已经作古，只找到他的儿子，是商南教委一名干部。

党醒梅，大荔人。关中老师中唯一的女老师。教物理，但是擅长体育，文革前曾经是全县女子跨栏冠军。她丈夫是西安光学仪器厂一位领导，她退休后就住在西安，我们到西安后多有走动。

李全喜，籍贯未知。一位小个子、长一副孩子脸的老师，失却的半颗门牙仿佛在证实那是一个淘气的孩子，但事实上他十分腼腆、乖觉。

薛万涛，这是个我没印象的关中老师。1964年的一天晚上，上厕所的时候从路畔上掉下去，摔断了脊椎，久治不愈，瘫痪在床，送回老家再没回来。他的宿舍被抄之后，倾倒出来的大部分是历史类书籍，由此推断他是位历史老师。

陕北籍老师受到冲击的有韩仙杰和柴渊民老师。他们都是所谓走资派跟前的红人，现在被称为“保皇派”。韩是伙食管理员，困难时期没油缺肉，粮食定量不足，学生吃不饱肚子，于是就迁怒于管理员。韩老师文革后调到了县公安局，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退休的。他如果健在，应该有八九十岁了。

柴渊民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定向给绥德师范学院培养的语文老师，1964年，柴老师学成归来，绥德师范却下马了，就把他屈尊下放到我们学校。大学老师教初中，那还不是小菜一碟？他讲课深受同学欢迎，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现在也因为先进吃了挂酪，经常陪斗。我对柴老师最早的印象是他刚到老中不久，学校演出话剧《友与敌》，他扮演公安干警，身着白警服，头戴大檐帽，那时他二十四五岁，风华正茂，英俊潇洒，打开文件夹宣布：“朱玉年，28岁，浙江舟山人，犯反革命罪，现予逮捕！”声音宏亮，吐字清晰，就这一段话剧道白，就让他成了我心中的偶像。

陪斗时，他既不猥琐低头，也不傲气凌人，端站在那里，不卑不亢，面如冰霜。有个成分不好的同学为表现自己积极，上台压住他的头，让他“低头认罪”。情急之中，我在人群里喊了一声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由于来得突然，许多同学都来不及思考，也跟着喊：“要文斗不要武斗！”那个动手的同学见状，只好放手离开。柴老师扭头看了我一眼，就是那一瞥，奠定了我们一世的师生情谊。

柴老师的崇拜者不独我一人，听过他课的人更多。那次批斗会后，六七届的周玉成就找到我说：“看见批斗柴老师，我就特别心疼，咱以后要保护他，不能再叫他们欺负了。”

我开始有意识接近柴老师，一次他给我一块钱，让我帮他去供销社买了牙膏和肥皂。买回来送到他宿舍，他开始教导我应该如何读书，读什么书。当全国各校都在停课闹革命的时候，我却不合时宜地在那孔被大字报遮得光线不太充足的窑洞里，享受着特殊的语文教育。这种教育影响了我一生，为我以后能够从事写作工作奠定了基础。柴老师后来调任榆林地区招生办主任，我那时候也调到榆林文化团体从事文艺创作，求教他的契机就更多了。我发表的作品、出版的书籍，大部分都凝结着他的心血，有的书干脆他就担任校对。今年七月，老师病逝，享年87岁。七月十二日，我专程从西安赶回老师的故乡三皇峁村，和十多位同学一起参加了老师的葬礼。我吊唁老师的挽联是：

师恩深受教泽宏施沁桃李长沾化雨，

诲训犹存音容顿隔抚文章空仰高山。

挽联就挂在灵堂内老师的遗像两侧，我伏地痛哭，再有习作，向谁求教？

1967年秋，红革司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样板戏和一些应景的小歌舞。宣传队主要由教师和高年级学生组成，不知道什么原因把我也拉进了这个组织。我们排了样板戏《沙家浜》。高升孝老师扮演刁德一，李乐意老师扮演黑田大佐。冯进毅老师负责道具和灯光。那时候没有电灯，照明主要靠两盏汽灯。我一开始跑龙套，后来就成了乐队的二胡手。

到1968年冬，十几名高年级同学参军走了。著名校友邱维栋、邱占文等就是这次走的。宣传队少了四五个骨干，只好就地解散。接着，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学生一起毕业。1969年春，我们六九级和新推荐上来的七零级合并一起，编了两个班，同时于1970年夏毕业。这一年半中没什么课本，主要学的是毛选，还有一门叫农业知识，但我对此毫无兴趣。

那时候上高中特别困难，我们两班近百人，只有四个推荐名额，我料定推荐不上，所以早早就打起了当工人的准备。7月份毕业，8月份报名、体检，9月1号就到农机厂报到，当了一名学徒工。

从1966——1970年，我在老君殿中学五个年头，应该算在校时间最长的学生。但我对母校的感情绝与在校时间无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进入中年，那段岁月对我越来越显重要，我对母校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上世纪九十年代，母校办起高中，由于经费不足，我们西安的校友还组织了一次募捐，学校为此专门立碑予以记载。

2003年修建了教学楼和家属楼，学校面貌一新。但是不知怎么刮起一股涌进城市读书的风潮，有钱的去西安、上北京，钱少的去榆林，下绥德，或者转入县城。学校生源锐减。针对这种情况，母校领导邀请我回去做了一场演讲。我演讲的题目是《挺起胸，我们不比别人差》。我从重耳川的历史说起，强调我们家乡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有着别人不具有的文化积淀。我强调，贫困是我们成长的重要资源，贫困中长大的孩子，就如在寒冷中培育的树苗，要比温室中栽种的花朵生命力更强，更容易长成栋梁之材。我列举了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如：张树兰、邱维栋、邱占文、苗养树、张树录、张树平、贺小荣等，介绍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和事业上的成就。校领导反映，这次演讲效果很好，学校掀起了一阵学习热潮。

学校的领导不断更换，封占贵、杜善清、薛金栋等，他们有的是我的老师，有的是我的学长或学弟。无论谁当领导。我对母校的情感始终没变。每当我有新书出版，总不会忘记给母校送回去几册，算是给母校的汇报吧。

2016年5月，我们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84名同学再次回到母校，参观新建的校舍，寻找住过的旧迹，半个世纪一挥间，真的感慨万端。

如今我已年近古稀，每当回到故乡，睡在老家的土炕上，听到中学的起床号声，儿时的许多情景便会浮现在眼前。

永远不会忘记啊，我儿时的乐园，我成长的摇篮，我亲爱的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