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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浇湾习仲勋旧居
水浇湾习仲勋旧居位于子洲县马蹄沟镇水浇湾沟中的栾家大院(已无人居住)。这是一组修建于清朝中叶的建筑，正窑6孔(先修5孔，后增修一孔已塌陷)，坐西北面东南，坐落在高高的石台阶上，台阶下，东边有后来修建的两孔薄壳窑洞;院子的南边上，是倒座的略小于正窑的5孔(已塌陷一孔)窑洞，坐落在高高的石墙(窑洞)上，南面开窗，北面留门，如向阳窑洞一样明亮暖和，高高的大门面向西南，前院碾子、后院磨，一字排列，给人一种整齐干净的感觉。
1941年夏秋之间，绥德警备区决定设立米绥清西部办事处，派曹华山、郭凤鸣等人来到绥德西川，就是居住在这个院子的倒座窑洞里开展调研筹备工作的，直至1942年9月才搬离。
1947年5月，胡宗南部占领绥德后，中共子洲县委和子洲县人民政府为避免伤亡，从双湖峪转移到马蹄沟区，就是在水浇湾的栾家大院这里办公的。
1948年1月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从绥德义合来到子洲县。习仲勋在马蹄沟的子洲县政府工作调研了9天，当时就居住在这个院落正窑的第三孔窑洞里。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水浇湾
1947年6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子洲县马蹄沟一带驻扎后，先头人员从安塞县白庙岔出发。
6月10日，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来到了马蹄沟区水浇湾村，书记习仲勋，副书记马明方、组织部长马文瑞、宣传部长张仲实和西北局后委党组成员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马锡五、常黎夫、惠中权、王子宜、周兴、范子文、江隆基、唐洪澄等都在此留下了足迹。由于西北局习仲勋书记随西北野战兵团行动，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副书记马明方主持工作。
习仲勋与马明方交谈
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与西北财经委员会领导，负责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的西北财经办事处也随西北局到了水浇湾。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的贾拓夫等就住在西北局的隔壁。西北党校也随着来到马蹄沟区，先在清水沟，后到四旗里居住。
6月15日，马明方接毛泽东主席电：“敌之清剿，主要在骚扰我区，捉走壮丁。据我们经验，只要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坚持反清剿斗争，即使是十数人的游击队，经常保持与敌接触，也可使敌踌躇不敢冒进，或者据山筑工，不敢下沟捉人。”
6月16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致电组织部长马文瑞，要求速回西北局后委讨论恢复青年、妇女工作的组织机构等问题。
6月1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西北局关于发展党员的决定》。《决定》在检讨“十年和平建设时期，党员发展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地方党员仅占边区人口的3%，不仅数量少而且思想、政治水平偏低”的现状之后，指出边区在各个运动，特别是去年的土改和今年的自卫战争中涌现大批积极分子，使大量发展党员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能，决定在年内发展党员4.6万人左右，争取党员人数占到全人口的5%至6%。《决定》要求发展党员必须在自卫战争、参军运动、战勤工作和土改中进行，必须坚持以贫雇农为主的阶级路线，特别注意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决定》强调，发展党员应严格按《党章》要求，保证质量，并坚持个别吸收，严禁“拉伕凑数”和“集体入党”。
6月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清剿斗争的指示》。
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组织干部抢种蔬菜。
6月1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同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致电贺龙、李井泉，提出军队干部家属特殊化严重，应即进行整顿。
6月2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致电张德生，说志丹、安塞已无敌人，我军将进行反攻。
6月2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目前肃反斗争方针指示》。
6月23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致电绥德地委，要求立即领导地方武装袭击敌人，并制止地方保甲送粮草资敌。
6月25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致电三边地委，要求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进行扩兵和发展党员的工作。
6月2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会议，讨论并批准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关于“对外打开贸易路线，对内调剂物资、活跃新市场”的方针。
6月的一日午后，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从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地张圪崂前往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水浇湾，途经水浇湾村中大槐树院下面时，看见不少百姓聚集在一起，手里握着铁锨等工具议论着什么。来到西北局居住的王家大院，又看见沟渠对面的吴姓村民院子里，也有不少人手握着工具在议论着什么。凭着职业的习惯，他不由地走上前去进行询问。一了解，不禁吓了一跳。
原来，水浇湾这个村庄，主要居住着张、吴、王、薛、栾等大姓，由于张姓人口最多，吴姓比较刚烈，栾姓是文化人在外做官的多，因此一直流传着张姓说的“栾姓要避哪，吴姓要打哪，薛、王两家一马平”的话语。几天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毁了张姓村民的部分耕地，地的主人说是因为上面吴姓村民将水渠架在自己的耕地中间而造成，因此而正在召集同族人准备作一决战，以讨回公道。
马锡五了解情况后，立即让工作人员通知不远处在栾家大院的子洲县政府，将水浇湾张吴两姓中有威望的长者和当事人请来。待双方人员到了之后，马锡五没有做任何批评，先请各位当事者讲了自己的理由，然后便讲起了故事。他说清道光年间，山西省寿阳县平舒村祁姓村民与邻居因修围墙为一尺地皮打起了官司，由于双方都是当地的富户，因此就不惜一切代价想压住对方。眼看官司从县里打到州里，祁家便派人到京城请自己的本家，道光皇帝的老师、大学士祁隽藻帮忙。祁隽藻了解事情真相之后，什么话也没有说，让来人带了一封信回去。当来人回到家后，大家拆开信封一看，原来里面只有四句话：
“千里捎信为堵墙，
让人一步又何妨?
好地千年换百主，
自古人长天也长。”
祁姓本家人一看，回想起过去的许多事情，自叹不该，便将计划占的一尺不占了，而且又让出了一尺，邻居见状后一时不解，待了解情况后，便主动登门致歉，并承诺以后翻修院墙时也后退一尺，这场官司不打自消了。寿阳县平舒村后来也就有了三尺巷的地名。
故事讲完了，两姓中的当事人已将气消了几分，几位有威望的长者更是连连点头称是。马锡五见状接着又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吴家将上面土地的排水渠直拨在下面土地的正中是不对的，但谁也没有想到老天爷会下这么大的一场雨呀。冲毁了的土地可以修复，可如果通过打斗造成人员的伤害，那就成了永远的心病。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张吴两家的地能够紧挨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一种缘分，应该珍惜。如果我们什么事都想动武，那是不是有些不够意思了?我们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不仅看到现在，还要看到未来，互相礼让一下，不就没有事了吗?”
马锡五的一席话，说得双方心服口服，刚来时的火气没有了，吴家人当即表示回去后就更改排水渠的走向，使洪水不再从下面的地中流过，如果张家需要，他们还可以帮助修复冲毁的土地。张家的人也当场表示，地冲毁了损失不是很大，回去后他们补一补就好了，今后一定不会再闹，以免伤了双方和气。
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冲突就这样平息了，马锡五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看似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马锡五审判方式”。
7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水浇湾驻地下面的平川里，召开陕甘宁边区一级党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6周年。会议由副书记马明方主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向大家讲述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情况后说：“陕北地形对我军作战有利，群众支持我们，其他解放区战场捷报频传，对西北战场也是个有力的支援。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我军突袭陇东，挥师三边，搞得敌人晕头转向，这就是毛主席的‘蘑菇’战术。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消灭胡宗南军队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号召全体党员要严格遵守党的纲领、政策、决议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在讲话中从党与群众的关系讲起，号召每个党员都要成为遵守群众纪律的模范。
7月2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接任弼时电：要求在半个月内，选送三十名身体强壮的新战士或其他适宜人员，担任中央电台电机的摇手。
7月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初稿)》明确指出：目前全国正处于新的革命高潮前夜，我全面大反攻即将展开，西北战局也将很快发生变化，而其发展又必然使消灭胡宗南收复边区解放西北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任其功于一役。为此，蒋管区党的组织担负着光荣伟大的任务，应更加深组织广泛的反胡统一战线，开展人民的游击战争，以直接配合我军作战，在新解放地区积极发动与团结广大群众，组织民主政权，建立革命秩序等。
7月7日，西北局发出《对土改工作指示》。
7月初，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在西北局机关驻地水浇湾王家大院，同副秘书长曹力如、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等研究延安以东地区的物资转移和抢运等问题。
7月11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主持召开西北局后委会议，听取中共延属地委书记李景膺关于反“清剿”斗争情况的汇报。指出：“敌人的‘清剿’办法已有了一些变化，以怀柔欺骗群众，因此我们的反‘清剿’办法也要有变化，除了组织群众转移外，要采取各种办法加强宣传工作，用事实揭破敌人的阴谋和欺骗，并大力组织群众生产，救济灾民，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7月19日，在马蹄沟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和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的贾拓夫等前往小河，准备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7月21至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副书记马明方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贾拓夫等，参加了中共中央小河扩大会议。会议总结第一年战绩，着重讨论军事计划和地方工作等问题。毛泽东在分析战争形势时，首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从1946年7月算起)，但不对外宣布,。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日本投降后的和平谈判是必要的，全部问题政治解决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教育了群众。毛泽东说，原先计划陈赓率部西渡黄河集中在陕北打胡宗南，现在决定陈赓率部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协助西北我军打胡宗南，在战略上、粮食供应上都有利。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胡宗南的条件。关于土地改革和“三三制”，毛泽东说，“三三制”不变，但解释是共产党员、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各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主。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的要求更进了一步。会议还决定，由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张宗逊、徐立清、刘景范、张德生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前委，彭德怀为书记，以讨论政策与执行战略任务。
7月25日，参加小河会议的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的贾拓夫回到马蹄沟。
7月26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刘少奇，通报工作和战争情况：(一)中央已召集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诸同志开会三天，检讨工作;(二)决定精简人员，规定新的生活标准，以利持久;(三)决定向脱离群众的干部作斗争，开展土地改革;(四)野战军自打合水、曲子、环县歼灭八十一师及骑二旅大部后，三边敌人逃回宁夏、收复三边;(五)现决定向榆林行动，给该方之敌一个打击，相机夺取榆林，吸引胡敌北援，以便陈赓纵队向豫西行动。
同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副书记马明方致电三边部队，要求全力进行恢复工作，并与陇东地区经常取得联系。
7月27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回到马蹄沟，同副书记马明方致电三边部队，要求三边光复后应着重发展地方武装，并做好扩兵工作。
7月2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水浇湾召开撤出延安后的首次委员会议，讨论如何支持攻打榆林的问题。
7月29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致电关中地委，要求尽快做好准备，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同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和副书记马明方致电中共三边地委：“三边收复后，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将北上榆林，这就为开展伊克昭盟蒙族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三边要借此机会，大力争取伊盟的广大军民，除对个别首要分子发动蒙人进行斗争予以镇压外，对于在敌占期间一时动摇而投敌的分子，均应坚持争取的方针，耐心教育，消除其顾虑，增强其胜利信心，告诉他们同敌斗争的方法，争取他们同我们共同反对蒋介石，为实现蒙人自治进行斗争。”
7月30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彭德怀、贺龙接中共中央电：疏散转移后勤人员、物资和教育群众，在无法逃离敌人或敌人久居不去的地方，实行两面政策以欺骗敌人，保护自己。
8月3日，为配合西北野战军转入内线进攻，西北局机关等单位，相继离开马蹄沟水浇湾，经双湖峪、苗家坪、绥德等地东渡黄河，前往山西碛口高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