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六老先生：《翻身道情》的根在子洲不在米脂

王六先生是陕北文化传承推广的标志性人物，我们的陕北老师苗宝柱、张振中同志多次向我们推荐过。我们也在媒体上多次关注过。我们从内心里敬仰，并学习着他的众多成果。

然而，当我们看了陕西电视台2016年中午11点《陕北道情的起源与陕北说书﹙国风秦韵﹚》节目，看到该节目播放到39分钟的时候。王六先生说刘炽当年到米脂县采风收获的作品，从《减租记》而来。

显然，这是一种不严谨的说法。我们要说的是--王六先生：《翻身道情》的根在子洲不在米脂。

“1943年秋 ，刘炽步行300多里，来到了绥德分区子洲县的驼耳巷，那里有个享有盛名的道情班子。道情班子的师傅叫杜兴旺。刘炽便拜他为师，学习山西的东路道情。杜师傅先让刘炽听戏，知道刘炽的笛子吹的好，又让刘炽拿着笛子跟着乐队溜。一次道情班子的主角病了。救戏如救火 ，刘炽自告奋勇要上台顶戏 ，杜师傅无奈就只好由他顶了 。谁知上台他演活了，便一 次传出了佳话 ，‘延安鲁艺来了个能人’。

此后，杜师傅给刘炽讲道情戏的腔调板式以及道情的表演方法 ，并用各大戏中的实例具体地讲析。刘炽则开始了记录、整理 ，并研究它的音阶 、调性 、调式 、声乐器乐 的有机结构 和音乐学方法。”（赵征溶《刘炽在延安》见《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2期）这是刘炽委托赵征溶给自己写的传记中的部分。

如果说这个证据还有些间接的嫌疑的话，那么我们不妨用最直接的证据，用刘炽本人的说法：

“正好1943年我在子洲县驼耳巷的道情班子学习了各路‘道情’，《减租会》里的唱段，我选用的我学的并记录了的‘道情’曲谱中的一部分做音乐素材，加以改编用在了小秧歌剧《减租会》中。”（见刘炽给《国际音乐交流》编辑部的信）

那么，为什么会造成王六先生说出自米脂县的说法呢？

这里有一个子洲行政变革的问题。子洲县政府网站中明确记载：“1942年9月由绥德、米脂、清涧、横山、子长等县析置西川行政区办事处，同年10月改名绥西办事处并迁驻今双湖峪镇，为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县级政权。1943年11月28日绥德专署拟将绥西办事处更名为西川县，并呈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从以上的记载中明确可以看出刘炽采风去驼耳巷的时间已经独立为一个县级政权了。或许，王六先生疏忽了这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刘炽对《翻身道情》的贡献只是在音乐方面，其歌词则是贺敬之先生。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驼耳巷曾经隶属米脂县管辖，王六先生这样说基本是对的。我们以为，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衡量非学术人士，衡量非陕北文化传承人士也许勉强可以，但是，因为王六先生身份特殊，影响特殊。所以，有必要提出我们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刘炽真正在今天的米脂腹地获取的恰恰是唢呐方面的音乐素材，常家唢呐能有今天地位，包括他改编的唢呐调进入国家哀乐都与米脂有关。至于道情，实实在在是与今天的米脂没有什么关系。

也许还有一些人甚至有身份的人认为：不管米脂也好，子洲也好，反正都是陕北的，没有什么。果真没有什么吗？众所周知，陕北道情的主要窝子在清涧，子洲驼耳巷及子洲南川一代。如果按照这种推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说黄帝陵改在河南可以吗？成吉思汗陵改在陕西可以吗？显然是不行的。

更何况陕北南六县都面临如何利用传统文化撬动经济发展的问题，绥德、米脂、子洲文化的同质甚至同源性问题更加突出，所以，一旦因为一种误导扩散开来的话，伤害的就不仅仅是一方民众的感情问题，也不仅仅是与此相伴生的旅游及经济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远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那么简单，也并不是我们借此来抢占抢争名人资源呢！其实完全不是。我们只是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而已。正是这样，我们才“小题大做”，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不仅仅是纠正一处不太严谨的问题，而是借此弘扬一下子洲也是一处道情窝子的所在地，子洲这块地方确实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音乐方面的独特贡献的。

我们以为：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翻身道情》的音乐的根在今天子洲县的驼耳巷，刘炽当时采风时，这里已经是县级政权西川办事处管辖了。

如果说我们的更正还有些多余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刘炽本人就此事的各种形式的说法都用的是子洲字眼，而不是米脂。这已经不需要我们多说了，因为这样的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地记载在已经出版的《子洲县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