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张子良

张子良1941年出生于子洲县电市张家沟村。国家一级编剧、作家、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作品有《一个和八个》《黄土地》《默默的小理河》《一棵树》等。

张子良去世是2007年，十多年过去了，夜里我还是常梦到与他在一起走着，不知去何方，醒来思量，是一种疼痛又温暖的感觉。

张子良出生的年代，正是战乱年月。1948年，子良的父亲带着一家人逃难去了山西。上世纪五十年代，子良一家又回到了陕北子洲老家。他的小学与初中，在故乡张家沟和电市乡之间往返来回。也正是这时，他大约看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我无法想象一个乡下的孩子第一次看到电影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只知高中时代，张子良迷上了电影。

带着对电影朦胧的企盼，1963年，张子良考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那个极端贫困的年月，据子良的一位同学讲，有一次肚子饿得实在不行了，子良把裤带卖了，换了一块红薯吃，用一根细铁丝勒住腰身。子良没有钱买电影票，他就通过写影评获得免费的电影票。为了写好影评，看完电影后，他把故事梗概、片段、人物、细节，特别是台词，默默地写下来，把一个个电影剧本，拆开来分析结构、风格，写上密密麻麻的眉批与看法。

1966年，子良从西北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洗印车间搞后期剪辑，大约七年的光景，他全身心地学习，像一只蚕似的默默咀嚼着电影文化的精神食粮。在子良调入西影文学部后不久，就被厂里派送到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学习，这是1980年。一年后，子良回厂。

八十年代初，子良写了几个剧本，但厂里并不看好。他把电影文学剧本《一个和八个》远投广西电影制片厂，这部标志着第五代一声春雷的影片、打破了当时文学创作中好人坏人之分的反传统影片的问世，历经磨难。

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和八个》解禁放映的一天，在同学们的掌声中，张艺谋哭了。西影人也在本厂俱乐部全场的掌声中，看完了影片，当时的子良只撂了一句话离座而去，他把泪流在了心里。

当吴天明看上路遥的《人生》时，张子良带着他找到自己的陕北同乡路遥。此后，这部决定吴天明艺术命运、西影厂命运的电影《人生》，由张子良任电影文学责任编辑，他帮助路遥完成了电影剧本的创作，这应该是两位陕北文化巨子一次成功的合作。此后，吴天明一跃成为西影厂厂长，路遥一夜成名红遍全国。

在陕北拍电影《人生》的吴天明，遇到了张子良、张艺谋、陈凯歌、赵季平正为电影《黄土地》采景。张子良把陈凯歌和张艺谋推荐给吴天明厂长，从此吴天明与他俩结缘，之后便有了轰动中外影坛的电影《孩子王》《老井》《红高粱》。

电影《黄土地》空前成功。子良在《我是陕北人，我爱黄土地》一文中写道：“为什么在为自己土地上的历史动情呢？我爱黄土地，贫穷也爱，我只知其爱，不知爱之所以。真是苦在心里，但我以陕北人宣扬陕北事而暗自欣慰。”

后来，去日本访问的张子良，看到电影事业一直走在中国前列的日本，为《黄土地》步入世界影坛而震惊时，他说自己有一种战胜者的傲骄和被理解的痛快。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文化软实力吧。

张子良在战争题材上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战争，未必只是在战场上发生，他常常深入没有炮火的地方，波及不见经传的角落，发生在未曾目睹战争人的心里。”

张子良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是中国电影第五代的发轫之作，这种宏观历史反思的意象化造型风格，是第五代电影的标志，在国际上，为中国也为亚洲电影赢得了受人瞩目的一席之地。其电影文化的民族性和电影形式的新颖感，丰富了20世纪末期世界电影的景观。正是由于国际舆论这种肯定性的评价，第五代电影的历史作用，它拉近了中国电影和世界各国的距离，加速改变了中国电影发展的进程，掀开了中国电影新的一页。

中国电影第五代的断代之说，也是从张子良的这两部电影而起的。纵观张子良的电影艺术成就，你会觉得他像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夜空。80年代的中国，处于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体制仍在延续，文化市场尚未全面开放，外国电影还未完全渗入，因此第五代电影的人文探索与非商业化的运作得以生存和发展。而90年代以后，经济、人文思潮和电影语言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子良的创作从电影《一棵树》、电视剧《西行漫记》后遂渐放缓了脚步。应该说他还没有来得及认识、思考社会发生的变化，就因脑出血发病倒下，2007年8月14日，死神把这位上帝的仆人接走了。

据子良的儿子张军回忆，父亲的朋友探望完走后，子良拍床浩叹，震得山响。中国电影百年之际，我去拜访他时，他坐在轮椅上，眼里闪着奇异的光说：“看咱们那时闹的世事，多好呀！”子良就是这样，常常为心中还存有的一片净土而深深留恋，常常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旧梦激动不已。

地下一个人，天上一颗星。路遥、张子良，他们都是黄土地上的精灵，是20世纪中国北方这块神奇高原上最迷人的风景线。他们的成功，是偶然里的必然，也显现了这块土地上种族遗传的密码。

子良在病倒的前一年，在他的朋友张弢、马治权督促下完成了他一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我的伊甸园》。在结尾部分，子良写道：“我父亲、母亲的离去，那情状该是多么震撼人心的坚决，父亲、母亲该是知道他们的儿子过分懦弱，再不放单飞是不行了！”“一种结束，必须就包含了一种自由，我的自由，注定得以父亲、母亲的去世换取吗？既然如此，我就不能轻看我的自由。”

我常常在茫茫的人海中看到路遥、子良、张弢的背影，走近却不是，怅然若失的我禁不住热泪流淌。我此生幸运的是与陕北黄土高原上的这三位汉子共过事，他们离去得越久，让人思念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