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中的子洲元素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千上万的海内外爱国青年、文学艺术家奔赴延安，与经过长征的文艺战士和延安本土的文艺工作者一起，集结成一支庞大的革命文艺队伍。他们沿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艺活动，为民族解放和人民福祉奉献出青春热血，创作出了大批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精神并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经典。仔细盘点可以看到，延安文艺中存在许多子洲元素。

01

1942年秋，鲁迅艺术学院的刘炽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鼓舞下，从延安步行三百余里来到绥西（今子洲县）驼耳巷，专程拜驼耳巷道情班子的杜师傅为师，学习黄河以东的新道情，即山西的东路道情。

刘炽从小就喜欢道情音乐，在小学里演过《道情》，听过被人们称为“碰碰碰”的长安道情，在人民抗日剧社学习过陕北的古道情，后来又听人介绍过陇东道情，对道情音乐有着较多的积累。

到驼耳巷后，杜师傅给刘炽讲道情的腔调、板式及其表演方法，并不停地唱腔演示、示范动作。刘炽学习的也很是用心、极为入神，有时连饭也顾不得去吃，有时别人都睡了，他还在煤油灯下哼着什么，写着什么。3个多月后，刘炽带着学到的东路道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道情班子。

1943年冬，刘炽随鲁艺工作队来到绥德分区，在即将返回延安时，绥德分区希望他们出一台节目，于是，1944年春在绥德龙湾举行的大型文艺晚会上，由刘炽谱曲演出新编秧歌剧《减租会》时，就把在驼耳巷采集的那新鲜生动、充满朝气活力的平调大起板改编为《翻身道情》的前奏，一开头，“太阳 一出噢来……”唱腔中一连用了八个“哎咳”，造成一种热烈奔放的情绪和氛围，表现了农民闹翻身的乐观豪迈而又自信的情感。一阵昂扬跳跃、热情兴奋之后，即转入忆苦的段落。刘炽混用古道情的十字调和平调，以深沉忧伤的旋律勾画出旧社会农民苦难的生活图景，与开头形成鲜明对比。在欢乐地歌唱“平分土地”的幸福生活后，改编过的新道情大起板第三次出现，“大家要团结闹翻身”又以昂扬的旋律展现了减租减息运动必然胜利的光明前景，获得了巨大成功。

从此，以山西新道情和陕北老道情相结合而成的、充满朝气活力的《翻身道情》，很快传遍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由李波灌制了唱片，遂成了女声独唱曲。郭兰英唱它，王昆唱它，以至由国内唱到国外，还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了奖，成了新中国在国际上最早的获奖曲目之一。

02

1943年12月2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王大化、华君武、张水华、贺敬之、于蓝、张平、唐荣枚、张鲁、马可、刘炽、时乐濛、王元方、丁毅、韩冰、王家乙、林侬、陈克、关松筠、吴梦滨、桑夫、祈春、熊塞声、欧阳如秋、王岚、何洛、蒋玉衡、黄准、李焕之、李刚、关鹤童、孟波、加洛、陈因、彭英、计桂森、陈凡、公木、胡仁智、姚明、林依等40人，由张庚任团长，田方任副团长，从延安出发前往绥德分区，几天后来到子洲马蹄沟。

春节就要到了，马蹄沟区公所秧歌队在鲁艺工作团田方、王大化、张水华、贺敬之、丁毅、关鹤童、张鲁、马可、刘炽，王家乙等人的指导下，举斧头者一身工人服装，举镰刀者一身农民打扮，由斧头、镰刀领头，一行代表工人，一行代表农民的新秧歌，以整齐的队形，优美的动作，令人耳目一新，使人豁然开朗，很快就红遍了大理河两岸，传遍了绥德分区，传到了延安，受到了文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成了当年春节最大的亮点。

新秧歌第一次扛起了象征中国共产党率领工人、农民走向光明、走向胜利的镰刀斧头，变革了千百年来由伞头领秧歌的传统习惯；打破了“好女不观灯”的禁区，改变了千百年来男扮女装、妇女不能闹秧歌的封建意识，妇女第一次登上了秧歌场子，为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工农兵英雄形象第一次在秧歌队出现；而且还一改传统的秧歌闹法，先不去谒庙——求神拜佛、祈求神灵保佑后沿门子拜年，而是首先是给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郭富财、蔡自举、鲍亮升拜年，其次给驻军机关拜年，再次才给群众沿门子拜年；在内容上也彻底革新，旧秧歌大多是祈求神灵保佑，招财进宝，而新秧歌唱的是歌颂共产党、八路军，歌颂英雄模范人物，宣传时事政治的新内容；激发了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八路军的感情，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

03

在马蹄沟区期间，子洲县县委书记白清江来看望鲁艺工作团成员，在交谈中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土匪头子叫朱永山，少年家境贫寒，一直以揽工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陕北红军，1935年米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任白区部部长兼抗日救国会主任，1936年却叛变了，再来骚扰群众时就比别的土匪更厉害，现在已被抓捕归案。

鲁艺工作团的同志们听了之后，都认为这件事很有教育意义。团长张庚和副团长田方觉得确实可以编一个戏，就决定由王大化、张水华、贺敬之、马可四人来创作。

四人接受任务后立即分头行动，有的去小河沟朱子山的家乡搜集材料；有的到监狱里与朱永山本人进行交谈；有的到附近村庄里找老红军了解当年陕北红军的情况；有的去区公所翻阅档案寻找相关的资料与素材；待回来后一碰头交流，剧本很快就写出来了，并且由马可、时乐蒙、张鲁、刘炽等谱了曲。

《周子山》全剧从1935年写到1943年，写了怀着个人动机参加革命的周子山，在严峻考验面前叛变投敌，受敌人指派后在当地长期潜伏下来，进行骚扰和破坏，经过七八年时间，他的真面目才被人民群众识破，在作案时被当场捕获。整个剧目“从一些侧面，反映了革命事业开创阶段复杂艰苦的经历，在当时的新秧歌剧中，不仅规模最大，所反应的社会历史内容也最为深广”，“为延安时期大型歌剧的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

1944年4月28日至5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开会总结延安各剧团、秧歌队的下乡经验，提出受奖秧歌、戏剧共31个，其中一等奖中就有秧歌剧《周子山》。于蓝还因演出秧歌剧《周子山》获陕甘宁边区甲等文化奖。

04

秧歌剧《周子山》创作和演出期间，由于鲁艺工作团成员没有土地革命的经验，遇到了许多困难。著名作曲家、指挥家，1979年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的时乐濛回忆：“大型秧歌剧《周子山》就是当时的创作之一，写的是我游击队在土地革命时期攻打地主土围子黑龙寨的故事。其中有一场戏是上级派代表到游击队来帮助工作，情节是开秘密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但是，作者和导演都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经历和知识，无法动笔。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在子洲县的一个村子演出期间，一天晚上我们请来了一位老赤卫队员给我们作报告，并兼作我们的导演。戏开排了，排演场就是我们住的老乡家的一间砖砌的窑洞里。剧中演游击队的干部们，有的围坐在炕上的小桌旁，有的站在地上。刘炽同志饰上级代表。他从上级驻地匆忙赶到这里，一推开门，进到屋里就讲话。但刚一开口，老赤卫队员就制止说：‘不行!这是地下工作，情况复杂，斗争激烈，要先用暗号敲门，由屋里同志开门，才能进来。’演员们这样做了，又要讲话，老大爷仍然说：‘不行!怎么能这样放心进来？要是屁股后有坏人跟来怎么办？还得在门外仔细听听，观察观察动静……’演员们又照样做了之后，就讨论起来了。老大爷又制止说：‘还不行!如果这时敌人突然来了怎么办？得先商量个对付敌人的办法，做好安排才行。’这可把大家难住了，望着老赤卫队员：‘怎么知道敌人来了呢？用什么办法对付呢？……’老赤卫队员就向大家讲述了当时和敌人斗争的各种情况和办法，并对戏的情节内容作了细致安排。大家的情绪高涨起来了，按照他的要求，讨论得非常热烈。但是，老大爷却又用手示意大家停止讲话，并用轻而又紧张的声音对大家说：‘听!远处有狗叫，可能有情况!’室内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都屏住了呼吸在静听，寂静得几乎连地上掉根针的声音也能听得见。因为大家知道，几百米外对面的村子就是国民党统治区，而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骚扰、袭击和进犯是经常发生的，到绥西办事处时，领导同志曾一再嘱咐大家要提高警惕。现在，大家真的以为发生情况了。可是，老赤卫队员却又突然爽朗地大笑起来说：‘好!好!好!这才象个开秘密会的样子……’原来是这样!大家恍然大悟。”

20世纪80年代任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在《记一次巡回演出实践》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最难忘的是在子洲县，为一位保卫边区而牺牲的烈士开追悼会，会场就在山半腰，山壑、崖边坐满了男女老乡，还有手持红缨枪的民兵，在一瞬间会场突然肃穆起来，所有人转看一个方向，原来烈士的妻子骑着毛驴缓缓地自远处而来。她穿着朴素的细棉衣，腰间系着厚厚的毛线腰带。她没有哭，没有喊，却令人感到那凝聚悲痛的，确实达到了‘真悲无声而哀’的境界。此刻，千百人关注着她，整个山壑里笼罩着悲壮肃穆的气氛。她并不漂亮，很普通，但却震动了我的心弦，我感到就是美，这真实、自然富有内涵的美，才是真正的美!她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这形象使我理解到她的生活历程：丰富而坎坷!后来我在五幕秧歌剧《周子山》中扮演农村地下党员马洪志的妻子，从她身上得到了极大启示，我不再追求那种双眼皮、高鼻梁、大眼睛的舞台美了，更多地寻求角色质朴的内在气质和特定环境中的真实逻辑与真实动作，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真情实感。”

05

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会议召开之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些艺术家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根据1940年流传在晋察冀边区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故事，改编出了歌剧《白毛女》，将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解放区文艺标志物，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广受赞誉。

在《白毛女》创作中，歌剧中有一个细节，就是编排了恶霸地主黄世仁欲霸占年轻貌美的喜儿，遂与管家穆仁智设计，以重租厚利强迫杨白劳于年内归还欠债。旧历除夕，杨白劳终因无力偿还重利，被黄世仁威逼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画押。杨白劳痛不欲生，回家后独自饮盐卤而自尽。这“饮盐卤而自尽”，就是编剧水华、贺敬之、丁毅等在子洲县马蹄沟十里盐湾下乡时，和盐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完全融入到盐工的生活中，从盐工那里获得大量吞服卤水可至呼吸麻痹和休克，以致循环衰竭而死亡的知识而编排。真实的再现了北方地区土法制盐后，析出的黑褐色液体——卤水。人们一般将其存放在家中的坛子里，作点豆腐用的材料保留的生活习惯，处理的相当可信又极具生活表现力。

06

在马蹄沟期间，文学院公木和音乐系的刘炽住在水浇湾，他们走遍了十里盐湾，看过每个盐井，用脚步“丈量”了每一片盐滩，走家串户，访寒问贫，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帮助盐工们办墙报，编排文艺节目，每当公木给盐工们写下一首首情感真挚、内容充实、思想积极的新秧歌词，就由刘炽配上陕北民歌的曲调，有时也对曲调略加改编，使之更加适合演唱。秧歌队的演唱有时是合唱；有时是刘炽领唱，秧歌队和唱。那亲切优美的曲调，通俗易懂的秧歌唱词，深得盐业工人的喜欢，很快就征服了十里盐湾的父老乡亲。其中公木就创作出直接反映盐工在旧社会的苦难生活的诗歌《盐工曲》《人人都说种盐好》《问天》《三皇峁》《十里盐湾》《种盐英雄郭富财》《十瓢水》,1953年结集为《十里盐湾》出版。还创作了《联合政府领唱秧歌》。

如“十冬里北风灌空肠/六夏里太阳烙脊梁/马勺勺里撒星星/水桶桶里担月亮/风里不停雨里抢/白花花盐水灌满缸”（见《盐工曲》）；“说他个灰来真是个灰/把咱们伙计呀敲骨又吸髓/熬一锅白盐熬一锅汗/撒一勺清水撒一勺泪/人家享福咱受罪”（见《十里盐湾》）；“天下的老鸹一般黑/天下的鹁鸪一般灰/数灰数到十里盐湾/十里盐湾灰掌柜/灰眉灰眼灰肝肺”（见《种盐英雄郭富才》）；“九瓢水洒呀洒出满天霞/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十里盐湾曲儿唱的喧/唱咱盐工翻身自己当了家（见《十瓢水》）；“青杨柳树一色新/十里盐湾谁不亲/青杨柳树摆春风/十里盐湾谁不疼”（见《三皇峁》）；都用通俗的语言写出了盐业工人的真实生活情景，揭露了盐主剥削盐工的不良行为，或结合盐工人争取自由，提高分红比例，跟着共产党走的热火朝天情景，鼓舞了盐工斗争的志气。

2007年春，我到马蹄沟采访，说起鲁艺工作团，许多老年人依然记得，当84岁的张宗道老人用传统的小调哼出当年公木写的：“草鸡下蛋脸憋红/掌柜的低头不吭声/十五个吊桶来打水/七上八下扑咚咚/掌柜的心里发了懵。好一个日子六月初八/三皇峁开会闹杂杂/掌柜们发言蚊子叫/伙计们讲话山洪发/掌柜的骨头松了架”，那情景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回家后查书，才知道这是《十里盐湾》中的一段）。我问，六十多年了，你怎么还记得当年的唱词，老人说：“那时年轻，不懂太多的道理，只知道人家编的都是咱们要说的心里话，一下记住就忘不了啦。”

公木和刘炽一道在子洲县生活了两个多月。从生活中学习了不少关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他在1953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共产党引我见青天》，采用了信天游形式写成，叙述了阎家坪的一个姑娘阎凤兰如何追求婚姻自由，参加红军的故事。作者说这是用子洲县双湖峪采集的素材编写成的。诗歌写道：“天上的云彩一朵朵，／闹起革命跟哥哥。／哥哥头顶一颗星，／共产党引我出火坑。／哥哥身穿一色蓝，／共产党引我见青天”。

在子洲县，贺敬之草成长诗《罗峪口夜渡》；贾芝写成了《英勇的司号员》；李景林写成了《重游月台寺》，都成为了红色延安诗歌的组成部分。

07

1944年10月底，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艺术组的讨论会上，当主持人宣布：“请子洲县裴家湾的练子嘴英雄拓开科老同志讲话”，一名个子不高，满面皱纹，下颚上有稀落几根胡子，满头花白头发的六十多岁的老汉，从座位上走到了室中的长方形桌子中间。

“文教大会把会开，代表同志各地来，

所有的材料拿出来，民办公助能解开。”

拓开科一开口就念了四句，引起了众人一阵鼓掌。又没说几句，有人就要求他表演他最得意的练子嘴“闹官”，他笑得眼睛眯成缝似的，清了清嗓门说了起来：“喜冲冲，笑盈盈，一般同志都来听；苏二里闹官也有名，乍听我给咱说一阵。……

拓开科，1883年生于清涧县（今子洲县）裴家湾镇拓家峁村人，自幼喜欢文艺，虽然不识字，但很有艺术才华，从来不知忧愁，是一位民间艺人，也是一位民间艺术家。他的练子嘴“闹官”，反映了他亲自参加过的民国二十一年（1932）在共产党领导下，清涧西区几百农民围攻县城，要求减轻苛捐杂税，同县长手下的人斗智斗勇，取得抗粮抗捐胜利的故事。

1944年11月9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发表了《闹官》全文，同时发表了萧山、安波写的长篇通讯：《练子嘴英雄拓老汉》，通讯中说，“拓老汉从十六岁起就闹秧歌，到现在足足有了四十五年。他也会演道情，但最出色的是练子嘴。他自己编了一共二三十个练子嘴。最受欢迎，也是他自己最得意的是《闹官》《种棉花》《禁洋烟》等等。”“现在将拓老汉自己最得意的，也是最受人欢迎的，有气魄、有组织、很完整的一个道地民间的艺术作品——也可说是拓老汉的代表作吧——《闹官》分行分段发表在下面。这是拓老汉说了许多遍的时候，我们速记下来的，一个字也没有修改。”

几十年过去了，著名戏剧理论家、教育家、戏剧史家张庚，1988年11月27日，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在“鲁艺”所学到的》一文中说：“他在清涧县看到一位叫拓开科的老汉自编自演的演出。他演唱了一段清涧农民反对地主非法派工派款，引起自发暴动的故事，不仅文词雄壮动人，而且在形式上也与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十分相像，叙事的末尾还有作者的几句评语作结。使他认识到中国民间诗歌也有悠久的民族传统。”可见拓开科与《闹官》的影响有多大。

延安文艺是中外文学史上的伟大壮举。它是在党的文艺方针正确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新文艺，是人民的文艺、群众的文艺。子洲人民参与到了延安文艺的建设中，为延安文艺发展做出了贡献。延安文艺中有许多子洲元素，这些元素必将随着延安文艺而载入史册！